5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在其微博上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证实，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确实是该院在读博士生，但他并非是全日制博士生，而是“论文博士”。(新京报5月3日)
早在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郭新立就曾表示，“并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 他说，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新京报2008年10月14日）据此，有网友感到很纳闷，为什么清华大学声称“论文博士”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可教育部却说不存在呢？并呼吁，教育部清理“论文博士”，应从清华大学开始。最新的消息是，教育部已经介入调查。
在上述讨论中，社会舆论中的“论文博士”和清华大学所称的“论文博士”是有所不同的。前者通常被认为是博士教育的变异——不上课、提交一篇质量不高的论文，就混到一张博士学位文凭；后者则是一种博士培养方式，这种方式在国外并不鲜见，博士学位申请者并不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像全日制学生一样上课，只需要提交博士论文，通过严格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事实上，我国大学是存在“论文博士”的，除了清华之外，据媒体公开报道，2009年，北师大博导周流溪先生投师川大名门之后赵振铎再读博士，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副院长雷汉卿确认，周流溪乃为赵老“论文博士”，而网友们当时的反应十分积极，认为“大师级人物非如此不能得，非为名，非为利，乃为学问，值得学习和尊敬！ ” （华西都市报2009年12月31日）
清理“论文博士”，就有必要分析其具体操作，是博士教育的变异，成为贩卖文凭的通道，还是探索一种博士教育方式。教育部要调查的，也正是博士招生、培养中存在的钱学交易和权学交易。从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培养看，很难摆脱变异的嫌疑。
在国外，“论文博士”得到肯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大学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严把博士学位授予关，质量不高的博士论文根本通不过答辩；其二，博士学位由学校自主授予，其质量由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确定，换言之，如果学校滥授文凭，将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因此，对“论文博士”进行治理，并不能简单取消了之，而应该针对导致其发生变异的病因。需要注意的是，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其实是鼓励终身学习的一种方式，也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其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问题在于，实行这种教育方式，必须同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通过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我国将建立起大学“自授学位”的新体系，这样大学将为自己授予的学位质量负责，而不是躲在“国家承认”的招牌下做文凭生意；而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将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博士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就可避免权势交易，而坚持学术标准。
所以，理性地治理“论文博士”，就应该从教育方式的多元，以及确保多元的教育方式不被权势利用的角度，构思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这不仅是治理“论文博士”的根本之策，也是提高我国博士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客观而言，当下大学就是取消所有在职形式的培养方式，要求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所有教育，都实行统考、严格课程标准，也不会带来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这种方式，不但违背落实大学自主权、扩大受教育者选择机会的改革方向，更由于其强化行政对大学的控制，必然制造更多的权势交易。在我国全日制博士教育中，也存在数量不少的官员、老板读博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