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世纪打开国门后，数以十亿的廉价劳动力赋予了“中国制造”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甚至以一国之力创造了全球长达20多年的低通胀时代。但进入21世纪第十个年头之后，却以不可逆转之势发生着改变。虎年春节一过，中国沿海各省市纷纷出现劳工告急，同样的工资待遇再也难以招到同样数量的工人，这也掀起第一轮提高最低工资待遇的大潮。而足以证明“民工荒”不是历史偶然现象的是，4月份出现的富士康“连环跳”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工资的“连环涨”。上海、江苏、广东等14个省市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均超过10%，个别地区超过20%。

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制造”得以遍布全世界的关键因素，全球市场享受这个好处已经很多年了。因此，“涨薪潮”自然带来了国内外的担心，“中国不再是世界廉价工厂”、“中国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外资可能大量迁离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有不少分析认为，中国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竞争力，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客观地来看，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节点：劳动力由丰富正走向相对短缺，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也让“绝对的廉价”成为历史。对于这个大的趋势，应该有清晰的认识。但更要注意的是，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足够客观，影响却是有限的。因为工资仅仅是制造业综合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曾有一位从事服装行业的人士这样评价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我会把亚洲的加工点全部放在中国内地，因为中国工人的性价比最高。”她举了一个例子，同样一块面料，中国工人能做出10件衣服，而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人能做出8件，蒙古的工人只能做出6件，大量原料被残次品消耗掉了。中国工人不仅节省原料，工作节奏也更快。综合算下来，还是中国工人创造的利润更大、成本更低。可以说，“去廉价化”的背后，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优势依然存在。

除此之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不会大幅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国际市场完全可以消化。在“中国制造”的价值链中，劳动力成本只占总体生产成本的约1/3;而西方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是中国出口价格的3-4倍。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西方最终零售成本8%-9%。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番，西方的最终零售成本只需提高8-9个百分点即可。换句话说，国际市场的消费者有能力接受成本的转嫁。

不过，即便如此，仍会有一些典型的劳动力密集行业或企业感到压力陡增，而酝酿着将工厂从中国撤走，寻求更适合的目的地。但这并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因为中国长期中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如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等可不是短期内就能被替代的。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规模、成本和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上超越中国。他指出，如果中国生产基地的一小部分转移至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或者越南，会导致这些国家产生高通胀，并将逐渐消磨掉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这些国家可以选择诸如兴建基础设施的方式克服瓶颈阻力，重振竞争力。但是，这一过程极其漫长。另外，工厂不能离供应商和买家太远。转移至另一国家将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移动整个供应链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在国外投资者眼中，中国仍旧是具备足够吸引力的生产基地，这一点还不仅仅表现在成本方面，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是另一个“磁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近日表示，最新一次对1500余家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跨国公司继续选择向中国大陆转移，而主要原因首先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21日上午造访安邦的日本三菱东京UFJ银行高级研究员秋原阳子透露，外资现在对中国市场更加看重，因为在中国的制造可以就近销售，这是他们选择投资中国的重要原因。故此，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仍将继续，而“世界市场”更在崛起。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制造”的优势，但另一个因素可能会，那就是国内的市场环境。比如最近外资对中国的抱怨很多，如欧盟商会指责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日本企业抱怨在中国的“存在感低下”，美国企业则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表达了担忧。安邦研究团队在与许多外资沟通时了解到，他们希望的实际上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比如希望国家可预期、透明化以及法制化等。有外资表示，不怕中国政府部门的效率低，但一定要可预期，他们可以通过对中国政策的解读来调整企业的经营行为，减少不确定因素。这些抱怨和期望其实反映了一种竞争上的“软实力”，也是中国在劳动力“后廉价”时代应该重点培育的目标。

“中国制造”的时代转型的确已经在发生，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但这并不会彻底颠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综合性价比仍然具有优势的劳动力、优良的制造业环境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制造”地位无忧。当然，关键前提是中国的国内市场环境不会拖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