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的回答很谨慎。作为一个环境学人士，我的解读更直接些。
从成因上看，雾霾主要是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形成的天气现象，大量污染物累积在城市上空无法扩散。雾霾一旦形成，只能等风来。而防范雾霾形成，一靠风，二靠减排。
现阶段，显然，我们还暂时不能指挥老天爷。所以，就只能依靠削减污染物，削减到即使遭遇最严重的逆温，也不会形成雾霾。
削减到什么程度?直到我国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工业烟粉尘等跨越总量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
这个减排的过程，大概至少要五到十年。
困境
《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对比了近年来雾霾与重工业发展数据:从2013年开始，总污染物排放量事实上有所下降;然而，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升温，拉动了重工业的复苏，使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呈现明显的反弹。
产能巨大，是造成严重污染的成因之一。但超标排放，同样可能存在--地方政府的监管，当然值得惩戒。客观来看，如果全面推广末端治理技术，或者直接进行工艺升级，需要人力、资金的投入和落实时间。
困境同样存在:如果釜底抽薪使房地产市场总体降温，势必会影响以不动产为主要资产的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到时候，我们又该愤怒些什么呢?
更何况，要想做到彻底治理雾霾，污染物的减排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城市白领，我们也会听到工厂工人、乡间农民的愤怒。在现有的网络文章里，那些在雾霾的阴影里工作生活的低收入工人们，那些烧秸秆会被罚被骂、不烧秸秆又没法种地的农民，他们的声音，完全被较高收入人群的吐槽和尖刻质疑掩盖了。甚至，他们本人可能也"习惯了"。
矛盾
斯坦福大学普利克能源效率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洋的一篇文章或许会听起来不太顺耳。
他写道，"一直以来，北京上海等都在利用政治力量，压低所有带来污染的、国家能够干预价格的行业的产品价格，比如电力、天然气等。所有的环保代价都不让北京居民付费--比如煤电厂迁出北京、北京气代煤发电和供暖后，电价暖费应该相应涨价，然而政府代替市场定价，让全国完全或大部分地分担了价格上涨"。
这就意味着，"污染产业迁出了京沪，但是央府却通过干预价格，不让价格上涨。结果，是污染红利给京沪、污染损失外地承担。这样，本来被本地污染抑制的过度消费迸发了;本来应被价格正常上涨抑制的过度消费也迸发了，这就是’双重过度消费"。
例子很简单。我们都在消费的房屋、汽车、网购包装、外卖餐盒，这些产品背后，可能就是来自北京周围不远处的、一个又一个在黑夜的掩护下排放滚滚浓烟的烟囱。
有时，现实就如于洋写的一样讽刺:"
在既不污染、价格还低的双重作用下，京沪(等大城市)畅所欲为地双重过度消费--而污染承接地的人民，既没有得到本该因为承接污染而获得的发展红利，还因为京沪双重过度消费而承受了双重的过度污染"……甚至可能"加剧阶层、地区的不公平"。
所以，或许从雾霾开始，社会层面将迎来一场全面的变革--这其中，包括你我的权益保障，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真实财富，和对未来的期待。
变革
雾霾压力之下，需要变革的显然不止于社会层面。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能改进的空间显然巨大。
首先要改进的，就是信息发布。难道信息及时更新公布，就仅限于发发预警吗?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了那么多年，如此重大的、关系到几亿人的公共事件，没有一场及时的发布会、没有及时站出来告诉公众应当注意什么、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科学合理、这次或上次的雾霾成因如何、积累了何种经验教训?
其次，前面也已说到，雾霾从来就不可能是环保一家的事儿。比如教育系统，现在家长的呼声如此之高，能不能及时给出一个关于新风系统或者净化器的解释?各地的措施是否应当在更高层面上取得统一?又比如，能源结构的改变、替代，显然需要更多的部门协调进行。
其实，中国的环保起步并不晚。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就派出了代表团。彼时，美国刚刚经历1969年凯霍家河大火(受纳油污太多，这条河居然点火就着)，日本刚刚经历1968年"水俣病"、"痛痛病"、"米糠油"事件三连杀。之后，中国建立了基本的环境保护制度;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
但是，在经济的后发追赶中，环保逐渐成了落下的一课。中学课本给学生的谆谆教诲，是"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才升级为环境保护部--这也是当年忽视环保的缩影之一。
历史上，他国的雾霾，并不是靠风吹走的，而是驰而不息、功不唐捐的持久努力。在与雾霾同行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必要过于相互指责。真正需要的，是取得共识，并共同行动。
面对猛虎，所有的恐惧与愤怒，最终都应当化为改革与行动的动力。把脑袋埋在沙里，希望通过提高标准降低红色预警天数，或者把雾霾推给气象灾害，那只能是无济于事的鸵鸟。英国、美国、日本、比利时……先行工业化国家用无数生命和痛苦换来的教训，应当为我们所借鉴。听过了那么多道理，人们有权利过好这一生。
毕竟，生活本身，就是政治。